海恩里德．波爾（Heinrich Böll）生於一九一七年，祖先是逃亡自英國的天主教徒，他早年的印象除了家庭以外，多半是二、三Ｏ年代的通貨膨脹、罷工潮及暴力事件。後來他在文中寫到：「我們想要為這一場場的災難尋求解釋，卻百思不解。這麼多的苦難已經超過我們這些少數罪人的負荷，現在不知道又要尋找哪些人做犧牲者了。」他的作品多半便是這段話的註解。
在六、七Ｏ年代，波爾曾被喻為「德國的良知」，由於對所謂「經濟奇蹟」感到破滅，對於政治社會問題又總是採取批判的態度，作品中便往往透露出波爾憂國憂民的情懷。
一九八一年出版的短篇故事集探討了一個有趣的問題，瘋狂的人自有他的理性，而正常的人也有瘋狂的一面。波爾同時也翻譯、寫散文和廣播劇本。他的作品曾被譯成三十四種語言。一九七二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蒼白的安娜
一九五Ｏ年春我從前線退下來，回到家鄉才發現鎮上的人我全都不認識了。還好我父母留了點錢給我，所以我就在鎮上租了間單人房。每日就躺在床上抽煙，也不知道自己在等待些什麼。我只知道我不想工作，所以我給我的女房東一筆錢，讓她幫我跑腿買東西和料理三餐。可是有一點比較討厭，每回她端茶或咖啡進我房間，老是逗留著不走。大概是因為她有一個兒子在卡林諾加戰死的緣故。通常她把餐盤擺在桌上，然後便走過來站在我的床前。這時我多半是昏昏沉沉地躺著，因為懶得起來，抽完的煙蒂便按在牆上捺息，弄得床邊的牆上到處是黑印子。我的女房東又蒼白又細瘦，我躺在床上，突然看到她俯身向我，還真有點害怕。起初我以為她瘋了，她的眼睛又大又亮，而且一遍又一遍地問我她兒子的事。「你真的不認識我的兒子嗎？他駐紮的地方叫卡林諾加──你沒去過那裡嗎？」
可是這個地方我真是聽都沒聽過，所以每次我只好把臉轉向牆壁，告訴她：「我真的沒印象。」
我的女房東當然沒瘋，她還是個相當有教養的女人，她對兒子思念甚殷，每天都要問上好幾次，聽得我都覺些心酸。其實即使她不問起，屋子裡也到處充滿她兒子的影子。每一次一走進餐廳，就會看到她兒子的一幀彩色相片，一頭漂亮的頭髮，穿著步兵行軍服，笑得燦爛極了。
「在營區拍的，」我的女房東說，「那時還沒上前線。」
那是一張半身照，頭戴鋼盔，身後是假造的廢碉堡，上面佈滿了模型士兵。
「他是個電車收票員，」女房東繼續說，「很上進的一個孩子。」每次她都會裁縫車上的毛線球、碎布塊堆中拿出一盒舊照片，然後把她兒子的一堆塞在我手裡。一些是學生時期的團體照，每一張前排中央坐著的男孩膝上都擱著一塊版子，寫著６、７、８等數子。另外一疊用紅色橡皮筋圈住的是在教會拍的。一個穿黑色罩袍的小男孩，手裡拿著巨大的蠟燭，微笑著站在畫著聖杯的玻璃窗前。還有一些是當學徒時的。站在車床旁，臉上一塊污黑，手上握著銼刀。
「那個工作實在不適合他，」女房東說，「太租重了。」她又拿他從軍前的照片給我看，穿著票務員的制服，站在電車總站的九號站牌旁。照片裡的地方我相當熟悉，剛好是車道轉彎的地方。旁邊賣點心的攤子我也認得，戰前常去那裡買香菸。照片裡那排白楊現在還在，不過門口有兩頭金獅子的那棟別墅現在已經不在了。看到這張照片使我又想到戰時常常想起的一個女孩子。她長得很美，眼睛瞇瞇的，有些蒼白。她總是在那個地方撘九號車。
每次我都要盯著這張照片很久，心裡想起許多事情，想起那個女孩，想起我工作的肥皂工廠，彷彿之間我又聽到電車啟動的聲音，眼前又晃動昔日在小攤子喝的檸檬水，旁邊招貼的綠色香菸廣告，和女孩的臉。
「說不定你曾在哪裡見過我兒子。」
我搖搖頭，把照片放回去。照片是光面的，看起來還很清晰，雖然已經放了八年了。
「不，不，真的，我連卡林諾加都沒聽過。」
我常要到餐室去，她也常來我房間，碰面的機會很多，也許這樣更讓我不斷想起我一直想忘記的一件事──戰爭。我還是鎮日躺在床上，把煙灰彈到床下，捺得床後的牆壁到處都是煙蒂印子。
有時候傍晚在床上會聽到隔壁房間有女孩的腳步聲，或是住在餐室隔壁房間的南斯拉夫人摸黑找不到電燈開關而低低咒罵的聲音。
在我住了約三個星期，卡爾的照片也看的十幾二十次之後，我才發現背著背包卡爾身後還有一輛電車，而且車裡並不是空的。我第一次這麼仔細地研究這張照片，發現車裡的一個女孩也被照進去了。她正是我經常想起的那個女孩。女房東大概察覺我的神情有些異樣，走過來定定地看著我說，「你認出他了，是不是？」說完，她走到我的身後，近得我聞得到她的圍裙所散發出來新鮮豌豆的味道。
「不，可是我認得那個女孩。」
「她？那是他的未婚妻。後來他們就沒有再見面的，也許那樣對他們彼此都好。」
「為什麼？」
她沒有回答我，轉身走到窗旁的椅子，坐下來繼續剝豌豆，頭也不抬地說，「你認識那個女孩？」
我緊握著那張照片，凝視著她，對她述說那個肥皂工廠、九號站牌，和經常在那兒等的女孩。
「就只有這樣嗎？」
「不，」我說。她將揀好的豌豆放進篩子裡，打開水龍頭，我只能看到她細瘦的背。
「等你見到她，你就會明白為什麼我說他們不見面反而好了。」
「見她？」
她用圍裙擦乾手，走過來將我手中的照片輕輕拿去。這時她的臉彷彿變得更加瘦小，她的眼睛並沒有看著我，只是慢慢地將手按在我的臂上，「她就住在你隔壁的房間，我們都叫她蒼白的安娜，因為她有一張幾乎沒有血色的臉。你真的沒見過她嗎？」
「我真的沒見過，只是聽人家談起很多次。她怎樣了？」
「我實在不願再提起，不過，或許讓你知道也好。她的臉整個毀了，全都是疤痕，被炸的，那時她正站在一間商店的櫥窗邊。她現在的模樣，你一定認不出來。」
那個晚上我等了許久才聽到樓梯口有腳步聲，但這一次我弄錯了，是那個高大的南斯拉夫人。看到我那樣突然地衝出去，他訝異地瞪著我，我只好訕訕地道聲晚安，又走回我的房間。
我試著想像她整個臉佈滿疤痕的樣子，但浮在腦子裡的卻總是一張清麗的臉，即使是傷痕累累。我想起那個肥皂工廠、我的父母，和那段時間常和我在一起的一個女孩。她叫伊莉莎白，但她喜歡我叫她慕慈。每次我們親吻時，她笑的樣子總讓我覺得滑稽。在前線時我寫過明信片給她，她也常寄自己做的小點心給我，只是收到時都壓碎了。有時候也寄香菸、書信之類的。我記得她曾在信裡寫過：「你們一定會贏的，我為你們的英勇感到驕傲。」
但我一點也不覺得有什麼好驕傲的。休假時我也沒寫信告訴她，那時我開始轉移目標，常和住在一起的一個煙草商的女兒出去。我從工廠帶肥皂給她，她則送我香菸，我們一起去看電影、跳舞。有一次碰巧她父母不在家，她拉我進她房間，黑暗中我將她推到在沙發上。但就在我要俯身下去的時候，她突然把燈扭亮，仰頭對我露出一個極狡猾的笑容。在刺眼的燈光下我看到牆上那幅希特勒的彩色照片，周圍的玫瑰紅壁紙上用大頭釘釘滿了心型的人頭照片，都是帶著鋼盔的軍士。我丟下躺在沙發上的女孩，站起來燃了根菸，便走了出去。後來這兩個女人都寄明信片到前線給我，罵我風度太差，我都沒有回她們……
我等安娜等了許久，一個人在黑暗中不停地抽煙，也想了許多事情。終於我聽到鑰匙轉動的聲音，但我卻沒有勇氣走出去看看她。我聽到她開門，輕輕哼唱著在房裡走動，一會兒，我終於站起來，走到樓梯口去等候。這時候她的房間忽然靜下來了。沒有腳步聲，也沒有唱歌的聲音。我想去敲門，卻又舉不起手來。四週一下子靜得連廚房裡開水滾沸的聲音都聽得到。那個高大的南斯拉夫人還在喃喃自語地踱來踱去，可是安娜的房間還是一點聲息也沒有。從半開的房門，我看到我房裡牆壁上佈滿黑色的香菸印子。
那個南斯拉夫人一定已經躺下了，因為我沒有再聽見他的腳步聲，只剩下喃喃自語的聲音。女房東廚房裡沸水的聲音也停止了，過了一會兒，我聽到咖啡壺蓋「喀」一聲閤上的聲音。安娜的房間依舊一片寂靜。我想像將來她會告訴我當我站在她房門前的這段時間，她在想些什麼。後來她的確都告訴我了。
我凝視著掛在門邊的一幅畫，畫中是一片閃著銀色粼光的湖面，從水中浮出一個仙子，金黃色的頭髮濕淋淋的，還滴著水，酥胸半掩，雪白的頸子修長極了。湖邊一個鄉下男孩隱身在翠綠的矮木叢中，仙女正睨著他笑。
不知過了多久，我終於伸出手按住門把，就在這一刻，我知道安娜是屬於我的。我緩緩打開門，眼前是她那一張覆滿了小小的藍色油亮疤痕的臉，房間裡充滿了燉蘑菇的味道。我走了進去，一手搭在她肩上，試著對她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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